摘要
十八大后，反腐不斷突破“禁區”與“慣例”，打擊腐敗的力度前所未有，對涉及貪腐的官員與涉案企業經營者造成傷筋動骨式的打擊。四年以來，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和從嚴治黨戰略相互疊加，預示著重拳反腐還將繼續。
與此同時，改革開放30余年，我國市場化程度日益提高，以知識創新為驅動的產業份額日趨顯著，現代產權和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企業家群體逐步完成新老交替，職業經理人文化也日趨普及。我們認為，在這樣的市場、產業和經營環境下，中國已朝現代商業文明邁進，中國政商關系已經進入了一個關鍵的轉型期。不管未來反腐的力度如何變化，中國也不會再回到過去政商關系的舊模式之中。因此，企業須要及時洞悉與適應這一變化，對政商關系的處理方式進行“轉型升級”。
我們通過一手資料和官方數據，從眾多企業案例中尋找經驗與對策，為企業構建新形勢下的政商關系提供七點建議：
1、理解底線：企業家要有“底線意識”，即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超出了社會容忍度。企業家的底線高于社會底線，有利于企業的長久生存和發展。
2、堅守“復利最優”策略：企業家要勇于放棄眼前需要通過權力尋租獲得的短期利益，轉為追求長遠利益，通過復利積累的方式，贏得企業和個人的最大收益。
3、專注發展核心競爭力：做人要成為能扛活兒的人，做企業要成為業績好的企業，這樣的人或者企業可以獲得更大的自由，回避不健康的政商關系，壞事不易找上門，此謂“辟邪”。
4、以法人關系替代個人關系：政商關系未來發展方向是制度化與規范化，個人因素將會逐漸減弱，企業法人與政府之間的交往將取而代之。
5、識別政府的政績需求：企業與政府可以形成合力，推動社會發展，而這種合力也受政府官員的歡迎。
6、利用行業協會力量：發展行業組織，形成行業影響力，與政府和公眾公開溝通。
7、走出去：擺脫舊有的不健康的政商環境，到更規范的地方求發展。
政商關系在市場經濟和社會治理中長期存在，而構建主動的、合法的、陽光的政商關系，應成為企業的長遠競爭策略。在政商關系的轉型期，企業家一時的選擇，將會深遠地影響企業的未來。
第一章 反腐風暴下的企業家命運
商人對官僚體系的依賴，在中國素有傳統。
在封建時代“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序列中，商排在末位。商人長期缺乏主體認同感，他們對官僚體系的依附，甚至是與官員的勾結，成為一種傳統。
在中國，政商關系是危險又畸形的一種經濟關系。一端是官員們大權在握，一端又是嚴重的官商勾結、沆瀣一氣。從清朝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到這次反腐風暴中失去自由的企業家，無一不是這種畸形關系的犧牲品。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年代，中國基本不存在政商關系，只存在高度政治經濟一體化里的上下級關系或同級關系。本報告所探討的政商關系是改革開放之后的產物，它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變化。
和中國經濟一樣，政商關系在經歷了略顯粗暴的粗放式發展之后，開始進入轉型升級時期。2012年，新政治周期開啟，一場聲勢浩大、傷筋動骨式的反腐風暴為本輪政商關系的轉型拉開了帷幕。這次政商關系轉型疾風暴雨、出人意料地到來，很多停留在政商關系舊格局的企業家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如果說強力反腐是“破”，那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就是“立”。2016年3月4日，習近平首次提出要建立新型政商關系，概括起來說就是“親”、“清”兩個字，即領導干部與企業的關系既要親近又要清白。這很好地概括了主動的、合法的、陽光的新型政商關系的本質。
對此，企業家們準備好了嗎？
一、反腐，動真格的
盤點近四年中國經濟大事件，反腐無疑是重中之重，其矛頭直指官場中的貪腐現象，而中國的政商關系歷來盤根錯節，隨著大量貪腐官員的落馬，牽涉其中的企業與企業家受到巨大影響，范圍之廣、程度之深、刑罰之嚴、數量之眾，實為罕見。
讓我們把眼光投向2012年，回溯這場“地震”的起始。當年11月，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反腐，并在接下去的半年時間里，五次在公開場合提到反腐。隨后，反腐力度越來越大、涉及的貪腐官員層級越來越高。2014年1月，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表示：要以“猛藥去疴的決心，重典治亂的決心，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將反腐進行到底。
從2012年至今，超過100名省部級以上干部相繼落馬，其中包括正國級的周永康以及副國級的郭伯雄、徐才厚、蘇榮和令計劃。落馬官員覆蓋面廣，包括上海市副市長艾寶俊、北京市委副書記呂錫文，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福建省省長蘇樹林，以及發改委、環保部、住建部和國有企業等部門機構的相關負責人。不僅如此，在中央堅持“蒼蠅”、“老虎”一起打的背景下，權力金字塔底層的官員也同樣受到巨大沖擊。公開數據顯示，僅2014年和2015年兩年，全國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的黨員干部便超過12萬人。
二、卷入反腐風暴的企業和企業家們
隨著官場的劇烈震蕩，商場也波瀾驟起。一名落馬官員背后往往有數名至百名不等的商人被調查、抓捕。
周永康，前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改革開放以來首名被調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級別官員。中紀委在2014年7月對周永康立案審查，隨著周永康案調查的展開，多達300多名與之相關的人士列入被調查者名單，其中包括眾多商界人士，如郎酒集團董事長汪俊林、成都國騰集團原董事長何燕、成都高投集團董事長平興、四川金路集團董事長劉漢等。
這樣的情況在反腐案件中不斷上演。2013年，江蘇省南京市委原副書記、原市長季建業被查處，受其牽連的不乏知名商人，包括江蘇上市公司金螳螂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蘇州首富朱興良，吳中集團董事長朱天曉，蘇州美田集團董事長高琪等。
以往，商人往往可以利用關系，躲避法律的制裁，被牽涉的商人僅僅是少數，且即便受牽涉，也多是負責執行層面的員工，往往不會牽連到更高級別的管理者或者官員，而如果一旦牽涉到地方利潤大戶企業，地方政府也可能出面保護。但這一輪反腐異乎尋常。從以上這一長串反腐風暴所波及的商人可以看出，這次被牽涉的企業家中有很多是上市公司、著名企業的一把手，牽涉的企業家職位高、范圍廣，即使利用關系，也沒有躲過法律的制裁。
隨著反腐的開展，諸多企業家命運也隨之逆轉，企業經營困頓、妻離子散、遠走他鄉，及至淪為階下囚，代價巨大。
過去反腐調查中，涉案企業家配合反腐部門調查，提供破案線索等，一般可以得到反腐部門從輕處理，多數行賄行為并未被科刑懲罰，但本輪反腐，卷入腐敗政商關系等企業家許多難以幸免。
根據《刑法》第390條第二款：“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由于賄賂行為的隱蔽性，行賄者的配合交代，對破案至關重要，因此過去只要交代了情況就有可能免于處罰。但現在，一些檢察人員在接受課題組采訪時表示，只要情節嚴重，商人就很難“脫身”。
2013年2月19日，成都會展旅游集團董事長鄧鴻與外界失聯，在近20個月后，鄧鴻2014年9月在成都現身。受此牽連，會展集團旗下的不少海外投資均止步不前。
如果情節較為嚴重，涉案商人就可能被控入獄甚至被判處死刑，牢獄之災也將成為他們人生的轉擇點。
2013年，因牽涉薄熙來案，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被控行賄近2000萬元并被判入獄。2015年12月4日，徐明因病在獄中去世。
2014年，與周永康案相關的企業家，四川漢龍（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劉漢、劉維等5人被逮捕，2015年2月9日，經最高人民法院復核，劉氏兄弟被執行死刑。
2014年“五一”長假剛過，一名前著名快速消費品企業的高管突然放下手里的工作，登上了飛往加拿大的飛機。該企業高管涉及對一名央視官員的賄賂案件，央視官員被抓捕后，該企業家在兩天內倉皇放下一切到加拿大“避禍”。避禍容易，高枕無憂卻難上加難。在加拿大期間，此人始終感到惶恐，不知何時能夠回到大陸，他的手機關機，朋友不再往來。更糟糕的是，在加拿大逗留一個多月后，80多歲高齡的母親查出身患腫瘤，時日無多，他在大洋彼岸卻只能望洋興嘆，承擔著內心的焦慮與煎熬。這是本課題組在采訪中獲得的案例，類似情況并不少見。
在香港四季酒店，住著一批與上述企業高管有著相似遭遇的人，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因涉貪腐案外出躲避、杳無歸期、極度焦慮。
2012年5月中旬，雷士照明董事長吳長江因涉重慶南岸區委書記夏澤良一案，住進四季酒店長達數月。后終在2015年1月12日被批捕，至今仍被羈押。
一名企業家形容自己在海外“躲避”的感受是：嚴重失眠，極度焦慮，生不如死。該企業管理者在海外幾個月后回到大陸，立刻被中紀委帶走協助調查，而他說，自己被中紀委帶走調查后，是自出國躲避幾個月來第一次安然入睡。
大力度高壓反腐下，許多官員與企業家均忐忑不安，對自己未來是否安全難以判斷，他們更傾向于觀望局勢，不愿意開展新項目，“不作為、少作為”，從而嚴重影響到企業發展。企業一旦牽涉卷入反腐案件，輕則心理焦慮，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其形象、信譽、以及企業未來發展等方面受到損害，重至鋃鐺入獄、家破人亡。
第二章 反腐風暴總要來
這次反腐風暴并非偶然。腐敗程度日益增加，已經在挑戰社會容忍度。腐敗超出多數人的容忍范圍時，就會威脅到政權穩固的基礎。故此，執政者需要通過反腐進行民心保衛戰。
一、腐敗挑戰社會容忍度
社會在長期演進中形成什么是對、什么是錯的認識。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社會道德約束，它也決定了社會對腐敗的接受與容忍程度。
社會道德觀是建立在社會大多數人共識的基礎之上。中國13億人，農業人口數量龐大，這些無聲的大多數，是執政者的政權基礎，是中國道德價值的判斷者，他們的道德觀定義了社會的道德觀。
通俗地說，商人的目標是“數錢”，政治家的目標是“數人”，即商人希望賺錢多，而政治家希望其支持者數量多。執政者清楚地知道其政權的穩固來自社會大多數人的支持。
在30余年的快速發展中，中國形成了兩條分道揚鑣的曲線，一條是被拉得很高的尋租利潤曲線。這條高利潤曲線所代表的尋租利潤，由尋租的企業主和貪腐官員瓜分。一條是很低、代表溫飽水平的生存曲線，這反映著大多數社會民眾的生活水平。
資料統計顯示 ，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查處的省部級官員腐敗案件，涉案金額較小，一般為幾千或者幾萬元，最多幾十萬元。但是，據《法制晚報》，自2000年以來有34名鄉科級官員貪腐金額超過1000萬，其中有9人涉腐過億。2000年成克杰案涉及賄賂金額為4000余萬元，2007年陳同海案涉案金額高達1.97億元，2013年原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落馬，僅家中搜出的現金就有上億。這次反腐風暴中，落馬基層官員貪腐過千萬比比皆是，而高級官員貪腐過億已經算不上新聞。最高收入群體與普通群體的收入差距已經高達百倍。
同時，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全國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僅僅為20167元。
高尋租利潤線和低生存溫飽線之間的差距不僅懸殊，而且隨著腐敗程度的攀升還在越拉越大。2005年，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對2000多個城市家庭進行問卷調查后斷定，2005年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的“灰色”部分達到4.8萬億元，但由于這些錢是政府官員或其他人通過非法途徑所得，所以并沒有被納入官方統計數據。2005年中國大陸居民的合法收入總和為9萬億元，也就是說一小部分人的灰色收入已經達到大陸居民收入總額的一半以上。
2014年，社科院法學院研究所發布《2014年中國法治發展報告》，對2001-2013年間的群體性事件進行了統計分析，據統計13年間百人以上群體性事件共有871起，呈逐年增加的趨勢。從2010年、2011年開始，群體性事件進入高發期，這兩年群體性事件都在170件左右，2012年則飚升至200件。也就是說，每隔一天至少就會發生一次上百人的群體性事件。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單光鼐在《群體性事件背后的五大社會心態》中指出，誘發群體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貧富差距擴大。2014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69，按照國際上對基尼系數的解釋，基尼系數高于0.4，社會已處于“社會不安定”狀態。其二是官員的貪腐以及不作為、亂作為。他指出，中國社會的結構性張力來自貪腐和貧富懸殊，社會因此“緊繃”。對公權力缺乏有效的制度化約束、司法救濟乏力、公民表達訴求渠道狹窄等都刺激了群體事件的增加。
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認為，腐敗不但可能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將瓦解公眾對改革的支持，引發激烈的社會沖突，成為終結改革的致命殺手，“中國面臨腐敗和改革賽跑的挑戰”。
二、發達國家的經驗：經濟起飛，反腐必行
腐敗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作為一種全球性的社會現象，腐敗被稱為“全球性灰色瘟疫”。致力于反貪污腐敗的國際組織“透明國際”發布全球清廉指數，其中美國多年以來一直是最清廉的20個國家之一，2015年排第18名。但歷史上的美國也曾貪污橫行，無法無天。
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工業革命將原本以務農為主的美國快速地推入“鍍金時代”。在這一時期，美國的工業產值迅速趕超英法德等歐洲強國，社會和個人財富急劇積累。但美國還沒來得及建立完整的防治腐敗的法律體系，由此進入歷史上最腐敗的時期。
反腐也隨之到來。1883年1月，美國國會為此通過了《彭德爾頓聯邦文官法》，明令文官不與執政黨共進退，并禁止官員進行金錢收受。設立總統直轄的三人文官委員會，負責管理文官的考試以保證其公正性，防止買官賣官的舞弊現象發生。
1904年，改革派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國會演講中義憤填膺地表示：“腐敗是自由政府最大的敵人”，此后開始了一系列頗有成效的反腐行為。美國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有句名言：“腐敗史即改革史”，百年來，與各種貪腐事件的斗爭最終成就了美國的今天。反腐對凈化美國經濟環境、促進經濟社會持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僅是美國，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都在經濟起飛之后開始反腐。韓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政府通過扶持財閥來體現政策意圖，穩定經濟秩序。20世紀90年代，“財閥經濟”催生腐敗等弊端日益顯露。1992年金泳三就任總統后，將消除腐敗作為新政府的第一要務，反腐一直在持續。
在經濟高速騰飛的時期，日本也曾經歷過腐敗案件多發、頻發的階段。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日本，商業賄賂事件也常有發生。但是，日本致力于打擊商業賄賂行為，完善司法制度，日本商業交易秩序明顯好轉。
第三章 政商關系將發生根本轉變
在持續反腐的局勢下，目前政商關系將受到何種影響？本課題組認為，反腐將成為一種新常態，而政商關系將在政治、經濟大勢的變化中進入新局面。
一、 反腐成為新常態
1、“打老虎”：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
2013年1月23日，中紀委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在京舉辦。王岐山在會上強調，要深刻認識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
以“打老虎”為代表的反腐行動轟轟烈烈展開，勢如破竹。被調查官員的層級不斷提高，范圍也不斷擴大，直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和中央軍委前副主席郭伯雄兩人被調查，“打老虎”進入一個新階段。
2、制度反腐：從不能腐到不敢腐
從制度層面來看，2014年10月中國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提出將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15年8月公布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增加了一批立法項目，其中就包括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制定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修改行政監察法。這意味著，當預防與懲治腐敗以制度為保障，那么反腐會成為一種新常態。
縱觀十八大后的反腐防腐制度建設，涉及內容林林總總，包括問責行賄、清理“裸官”、八項規定、巡視工作等等。我們經過梳理總結，歸納為 “不敢腐”和 “不能腐”兩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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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懲戒機制，讓官員不敢腐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開始實施內容包括輕車簡從、減少陪同、簡化接待、勤儉節約、廉潔從政等的“八項規定”。“八項規定”的嚴格執行，直接擠壓了政商關系中的腐敗空間。
“八項規定”措施強硬，效果明顯。據中紀委數據，截至2015年10月31日，全國已累計查處違反“八項規定”問題超10萬例，處理人數近14萬。據中國烹飪協會數據顯示，受“八項規定”影響，2013年全國餐飲收入25392億元，同比僅增長9%，增速創21年來的最低值，其中高端餐飲嚴重受挫。全國餐飲企業月倒閉率高達15%。
從2014年的“獵狐”到2015年的“天網”，政府更為積極地開展海外追逃、追貪。以“天網”行動為例，自其啟動以來，我國已追回外逃人員1000多人，其中公職人員240多人。“中國第一女貪官”楊秀珠的胞弟楊進軍在潛逃美國14年后被遣返，即為標志性事件。對于腐敗官員來說，海外不再是逃避司法打擊的“避難天堂”。
自十八大至今，中共已展開九輪中央巡視工作。據公開報道，2015年，中央巡視組共巡視83個單位，累計談話1.5萬人次，受理各類信訪件12萬余件次，發現了反映領導干部問題線索3000余件、“四風”突出問題400余件。
2016年的首輪巡視更是首次對四個省進行“回頭看”，隨后遼寧、山東這兩個被殺“回馬槍”的省份都相繼有省部級高官落馬。這一舉措被認為是巡視工作常態化的標志，意味著反腐不再是“一陣風”，而是會“利劍高懸、震懾常在”。
2015年8月，中共中央實施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將十八大以來許多行之有效的巡視工作方針和經驗方法，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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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機制升級讓官員“不能腐”
2012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臺。解釋規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數額在一萬元人民幣以上的應當依照刑法規定追究刑事責任。這一司法解釋在實質上強化了行賄問責，改變了過去行賄難判的司法現狀，提高了企業非正常政商關系的風險，也間接減少了官員受賄的機會。
2013年10月，中組部發布了明文規定，官員不得在企業兼職，此后，掀起了一股獨立董事離職潮。不僅如此，官員離職從商或執業的行為也被人們用越來越嚴格的標準進行審視。例如，發改委價格監督與反壟斷局原法制工作處副處長薛強作為高級顧問加入美國眾達律師事務所反壟斷和競爭法業務部，就引起了媒體廣泛的注意。據《新京報》報道：“現行法律對于官員在企業任職早有限制性規定，《公務員法》明確規定，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隨著類似現象的增多，相關法律將得到更徹底的貫徹，而仍然存在的制度漏洞也會被逐漸堵塞。
大力推進與有關國家締結雙邊引渡條約和司法協助條約，深化反腐敗國際合作。2014年，中央組織部印發《配偶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崗位管理辦法》和《關于進一步加強領導干部出國（境）管理監督工作的通知》，首次明確“裸官”不得在5類重點崗位任職，并從源頭上防止貪官外逃這一長期存在的腐敗隱患。僅2015年一年，全國就清理副處級以上“裸官”3961人，崗位調整1061人。
雖然十八大之前中共反腐也一直在推進，但以上種種制度的出臺和實施顯示，這一輪反腐有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與以前相比更倚重于“制度式反腐”，減少了“反腐一陣風、吹吹就過去”的可能性，反腐常態化使得非正常政商關系行為的存在空間在較長時期內都會被明顯壓縮，也使得企業家調整對待政商關系的態度成為必要。
二、簡政放權是改革的必然趨勢
在反腐成為新常態之后，簡政放權成為改革的必然趨勢，企業和企業家們將面臨新的政商環境。
過去通過權錢交易，政府官員釋放部分資源給市場。在現實中，隨著管制給官員帶來越來越多的灰色收入，官員會得到負向激勵，更有動力去實行更多的管制，因此消除腐敗的根本辦法是減少管制。而減少管制，正是改革的大趨勢。
2013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當選后的第一次全國兩會記者會上，面對中外記者就宣布來其施政的核心工作之一——國務院行政審批事項要削減三分之一。這項工作成為李克強施政頭兩年的重心工作，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成為國務院常務會議最頻密的議題。根據國務院自身的發布的信息，這一任務在2014年底提前完成。三年來，累計取消下放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達618項，占原有底數的40%。在完成三分之一的任務之后，2015年，國務院下發文件，要求把這項改革推向縱深。并且，國務院還宣布，非行政許可審批全部取消。這是一項極大的變革，用李克強自己的話來說，可以稱之為“壯士斷腕”，將過去容易產出腐敗的權力直接砍掉。
對于企業家而言，要做出的改變也顯而易見，過去在許多領域，只要拿到牌照，通過審批，進入行業就可以賺錢。因為準入的門檻非常難獲得，但是今后，許多行業的準入權會放開，進入者會更多，但在企業經營過程中的監管政策也會變多，規范經營比取得審批上的優勢更為重要。
三、新型企業家群體已經成長起來
中國政商關系將發生根本改變的第三點原因是新型企業家群體的成長。
以1984年為當代企業史元年計，目前國內許多企業已經發展到了三十年歷史。這些企業的許多創業者已逐漸退居幕后，由職業經理人或企業家第二代接班。這些新的管理者往往受過良好的教育，其中不乏具備海外留學背景者，他們更認同現代化的企業管理方式。
這些企業家二代往往在國外受過良好的教育，許多人在國外生活和學習多年，對法治化、市場化和文明化的認識較深，知識結構、價值觀、是非觀和經營觀與其父輩相比已有明顯不同。根據潮商協會副秘書長介紹，目前潮商越來越規范有一個重要原因，現在都到了二代接班的時刻，潮商的二代很多都是從國外留學回來，他們的經營理念與父輩有明顯區別。
目前，國內二代接班人開始掌管企業的典型是娃哈哈和新希望。1982年出生的宗馥莉是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的女兒，他的成長履歷在第二代企業家中是典型。在初中畢業之后便前往美國接受教育，完成了高中到大學的教育。此后回國，協助其父親管理哇哈哈集團事務。
據媒體報道稱，宗馥莉“由于長期受到西方成熟市場經濟運行和社會文化理念的影響，與重視人情的父親大不相同。她更尊崇嚴格的規章制度，與中國人習慣含蓄表達的方式不同，她更喜歡直來直往。”
類似這樣的案例已越來越多，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的女兒劉暢，也是從國外求學回國，開始參與企業管理。并創造了自己的管理風格，贏得了外界的稱贊。
與此同時，職業經理人的日漸普遍，也讓企業的政商關系變得更為規范。一般地，職業經理人逐利的動力沒有創業者那么強，所以對不健康的政商關系依賴程度沒有那么高。
綜上，在制度建設推動反腐進入新常態的形勢下，企業家在政府官員中的“保護傘”日益受到壓制，商人行賄也將面臨更嚴峻的執法環境，這些都推升了舊的政商關系的經營成本；加之市場配置資源能力和空間的增加，職業經理人與企業家二代更現代化的管理思維，這些都說明我國的政商關系將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以賄賂換取資源的舊政商關系成本太高、大勢已去，企業需要更能規避風險、更有利于企業長遠發展的新型政商關系。
本報告正是基于這個轉變的時間節點，來看待政商關系的未來走向。
第四章 新常態下政商關系策略比較
如前所述，政商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公開透明的政商關系將成為一種趨勢，它將長期發展、完善，這是一個漫長的走向商業文明的過程。而政商關系未來依舊是企業經營中非常關鍵的因素。作為企業，需要既要意識到政商關系的新變化，積極主動地順應這種變化，而同時也要意識到這個變化不會一步到位，企業未來經營之路上可能還會出現不當政商關系的陷阱，要做好措施，防范高風險的不當政商關系出現。
以下是幾組政商關系策略的比較。
一、與官員近，還是與事近？
企業家如何處理政商關系，既屬于社會道德和價值判斷問題，又存在操作尺度問題。企業如何處理與政府、政府官員之間的距離與關系？下面有一組對比案例。
劉漢，四川漢龍（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連續三屆當選四川省政協委員、常委，2013年新財富中國富豪榜以160億元列32位。2013年8月，劉漢因卷入周永康案件接受公安機關調查；2015年2月，劉漢被執行死刑。在劉漢事發后，從一系列資料中可以看到，2002年，劉漢曾高價向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兒子周濱購買項目，此后，劉漢與周永康家族過從甚密。在周永康案發后，劉漢失去保護傘，終至獲刑。
與此類似，近年來因官員被捕而牽扯入刑的企業家不勝枚舉，有與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牽涉甚深的丁書苗，有與薄熙來案相關聯的徐明等等。這些人與官員的關系早已不限于權力與金錢的交換，他們中有的甚至參與了更深層的政治交易。當商人與官員的關系到了共享秘密、參謀推手、甚至代言人的程度，商人通常就變成官員的政治同盟甚至是“白手套”。政治上的結盟，比單純經濟利益輸送的風險要大得多。
而相對比的是，過去三十余年，中國企業家群體中還有很多人與政界關系密切，相互支持，互動頻繁，但又保持了安全的距離，比如魯冠球、柳傳志、王健林、馬云、劉永好、王石等等。
總結這些擅長處理政商關系的企業家們的經驗，可以看到他們更強調與事近，而不會與某個特定的官員走得過近，雖然密切但仍保持適當距離。而在處理企業事務上，他們與歷屆政府均保持密切關系，他們了解官員對做出政績的渴望，也會選擇那些當地迫切需求的產業項目，并以此爭取政府支持和政策傾斜。
二、跟著官員走，還是自己走？
企業與官員保持密切關系到什么程度？不同的企業家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1、緊跟官員，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原中國科協黨組書記申維辰是首名落馬的中紀委委員。他曾任山西省委宣傳部長、太原市委書記。在山西任職的十年時間，與其交從甚密的企業家，山西得一文化產業集團董事長胡樹嵬也從一個勉強生存的書商，變成了名聲顯赫的地產老板。
2003年，胡樹嵬與擔任省委宣傳部部長的師兄申維辰產生交集。之后，胡樹嵬所經營的圖書城成為全省重點文化企業，得到諸多政策扶持。2006年，申維辰出任太原市委書記，正是在這一年，胡樹嵬開始從事房地產開發。
胡樹嵬與多家外地知名房企合作的模式很簡單，胡負責拿地，之后再加價轉讓給其他企業。
胡樹嵬的得一集團以贊助商的身份頻繁出現在省委宣傳部推動的文化活動中，為申維辰的政績添彩。隨著申維辰到北京赴任后，胡樹嵬拿地的風頭方有所收斂。在申維辰東窗事發之后，胡樹嵬也被徹底調查。
還有一些企業家，跟著官員任職地的變化遷移總部。
原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和創鴻集團總裁黃鴻明是華南理工大學第三屆EMBA學員。創鴻集團起步于廣東揭陽，正是萬慶良在揭陽主政期間。2010年，萬慶良擔任廣州市市長，創鴻總部于同年遷往廣州，并陸續在廣州、佛山高調摘下多個地王項目。
隨著萬慶良的落馬，黃鴻明隨之被捕，創鴻集團傳出裁員、破產的消息。
這些企業緊緊跟隨官員的職務升遷變化而制定企業的發展方向和策略，利用這樣的特殊關系，企業得到了超常規的發展機會，但是一旦官員落馬，這些企業往往難逃法律追究。
2、企業遠離不健康的政商關系
一些企業靠近官員時，另外一些企業選擇了轉移到更加公平、透明、規范和有序的商業環境中經營。
聯想集團名譽董事長柳傳志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就開始考慮是否走出去，開始權衡異地求發展的輕重利弊。最終，在1994年，聯想選擇了香港上市，這不僅為聯想帶來更多的資金，更使聯想成為管理規范、監督透明的公眾公司，而這一步被柳傳志稱為聯想的新臺階。
同樣，許多成功的企業，也從其初創時所在的欠發達地區，陸續轉移到了北上廣深這樣的營商環境更為正規的大城市，或選擇了海外上市等途徑，適時地把自己的企業引向更加健康的發展軌道。
當然，政商關系千絲萬縷，需要拿捏分寸、掌握時機。很多企業即使看到“走出去”的大方向，但選擇以何種方式、何種時機、以及何種理由離開，才能做到與“老關系”不傷和氣并平穩過渡，仍然是對企業家判斷力、決斷力和情商的考驗。本報告第五章對此有進一步的建議。
三、資產：分散，還是集中？
企業資產的配置情況也決定了政商關系所導致的風險因素高低。
1、資產配置集中，一旦涉案難以協調資源維持運轉
2007年至2012年是重慶企業家集中出事的時期，身涉其中的企業家們幾乎一夜之間所失去的企業控制權、有的被罰沒上百億資產、有的鋃鐺入獄，出逃海外，甚至被處以極刑死刑。
反思重慶企業家的那段經歷，重慶案件具備一些普遍內因，導致了企業家慘痛結局。這個內因就是：企業沒有合法健康的經營，以及風險規避意識不強。
在重慶打黑案件中，一些集團公司規模龐大，但公司家族化管理特征明顯，稅務和賬目管理集中，母公司與分公司之間沒有有效隔離，這成為此后被定罪且連累不涉案經營主體也一并罰沒的關鍵原因。
重慶2010年開始第一輪對打黑案件罰沒資產的處置，原則是“繼續追繳”和“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這意味著，涉案企業家過去積累的所有財產幾乎瞬間化為烏有。
以原重慶渝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原重慶市人大代表黎強為例，2009年8月黎強因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等七項罪行被捕，一年內，其個人、所控制的公司、乃至親屬與合作方的資產都被警方申請凍結，公司公章和賬戶均被專案組控制。
黎強雖未被判處沒收所有財產，但其所有公司均被視為涉黑組織作案收益和工具，絕大部分很快被司法拍賣，包括一些被判無罪的公司，屬于黎強和親友的股權也被一并執行。
法律界人士向媒體指出，黎強案之所以造成資產和企業重大變故，主要是其采取高度家族化經營，被政法部門強制羈押后，難以協調資源維持運轉有關。
2、資產配置良好，涉案之后資產或可保全
國美電器控股有限公司前董事局主席黃光裕曾是中國的草根首富，1987年在北京開設第一家國美電器門店，2008年以430億元問鼎內地首富。2008年11月19日黃光裕因操縱股價被調查，2010年5月18日黃光裕案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
雖然，黃光裕因涉案被判刑，但是目前，他依然擁有過百億資產：香港上市公司國美電器的股份，市值約140億元；零售非上市公司100%的權益，估算價值約100億元；歷年套現135億元，部分投資到房地產領域等等。這因為他將其資產合理分置在上市公司、非上市企業以及多元化投資。
第五章 我們的建議
面對時局變遷，商業環境變化，政商關系面臨不可逆轉的新局面。為此，我們對企業家提出七點建議。
策略一：企業家要自設底線
在特定社會環境內，總是存在一個社會普遍可以接受的“人情”底線，這是經過社會組織和成員間無數次博弈和檢驗后達成的一種“非法定認同”。中國的諸多社會道德習慣是幾千年時間形成的，甚至超過了法律的約束力，不能忽視它的存在。具體在政商關系上，企業家需要知道特定社會里多數人是怎么看待腐敗問題的，需要理解社會和執政當局對腐敗的容忍程度，并且不觸犯這個界限。
這就是企業家的“底線意識”，即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與社會容忍度相悖太遠。企業家的底線高于社會底線，有利于長久地生存。找到這個底線，主要靠企業家的基本素養，即他對于社會經濟現狀、法律、風俗、道德等的考量與判斷。
一些企業家早就如此行事，比如柳傳志在聯想集團發展壯大時曾說過：“我們的社會生態挺干燥的，你別刺激這個社會”。聯系集團三十年穩健發展與柳傳志這種思維方式息息相關。柳傳志這樣的企業家心中有兩根弦，除了商業，還懂得社會狀態、道德底線，據此在政商關系處理上采取了保守的態度。而與柳傳志同期暴得大名的一些企業家，最后要么銷聲匿跡，要么鋃鐺入獄，很難說這些人當中沒有揣摩錯了社會的底線的。
我們發現，很多生存得長久的企業都采取了保守的政商關系策略。這些企業認清了社會均衡值，基本上守住了法律和道德底線，因此避開了很多潛在的陷阱和危險。
例如，企業家在對官員送禮上，就要學會用底線意識來指導自己的行為。在薄熙來執政大連期間，大連某領域一位知名企業家幾乎不給官員送禮，他說他的心里有一條底線，自己“送禮時手緊”，但其他方面怎么“照顧”到官員和政府，他則動了更多腦筋。
這位企業家選擇了一條不觸碰社會底線，又能“照顧”官員的方式開展政商關系：為大連政府的政績工程紓解資金。他解釋：“將資金用于政績工程和我的道德準則不沖突，那么我就認了，也滿足了政府面子”。
多年后，薄熙來因貪腐而入獄，眾所周知，諸多明星企業受此影響，難免沉浮，有些企業家甚至身陷牢獄，家破人亡。但上述這位企業家，在薄熙來當政期間順利地生存、發展，在薄熙來出事后也沒有受到任何牽連。
周其仁評說：底線略有提高不吃虧。越過底線，危險就變大，底線高有高的難受，但也有長遠回報。
策略二：復利最優
在經濟學領域有一個基本原理：復利能在長久的未來產生驚人的回報。復利在金融學領域即“利滾利”，其計算原則是，某一結息日計算的利息需并入本金，在下一結息日一并計算利息。
所謂“復利最優”，是說企業在處理政商關系時，應從長計議，選擇低風險且可持續的運營策略，而不是高風險且不可持續的運營策略。即使企業沒有通過不健康的政商關系獲取短期的超額利潤，但因為穩妥，每年利滾利，最后的收益也仍然是驚人的。企業家對未來看得有多遠，是做百年老店，基業常青，還有賺錢第一，撈一筆走人，決定了企業復利積累的收益上限。
舉例而言，某外國企業曾經遇到一個市場準入困境：根據政策，在中國的外國旅行社只能從事入境游，不能從事出境游。對此，這家企業并未急于尋找任何特殊途徑，或者私下接觸任何一位關鍵人物來“運作”這一問題，而是把這點寫在建議書里，通過商會與相關部門持續溝通，經過數年的努力，終于得到轉機，得到中國政府的經營許可?；藥啄陼r間取得重要進展，對一家機構而言需要耐心，但這個過程，該企業對政府監管者的決策過程有了更深了解，也適逢等到出境游的黃金期。企業沒有走“歪門邪道”，終得回報。
萬科被認為是處理政商關系比較有特色的公司。這家成立于1984年的房地產企業，創始人王石很早就確立了“不行賄”的原則。據說因為如此，萬科早期拿到位置優越的地塊比較困難，只能拿城市周邊偏遠地帶的土地。1997年，萬科開發的上海虹橋機場附近小區，每天都伴隨著飛機起降巨大的噪音。盡管如此，王石仍然堅持在萬科貫徹一種“現代文明”的思維。王石說，在萬科內部管理上，底線思維體現在“能不能拿到桌面上來談”這一管理原則。各個層級的萬科員工，在做一個決策時都需要問自己“這件事情能不能拿到桌面上來談？”如果他有這個信心，就可以去做這件事。這是萬科“公開、透明”文化的一部分。
“只要遵循了這一點，萬科可以說是問心無愧，在和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合作的時候就非常坦然。不擔心官員出問題會連累到企業。當然，短期來看這樣做有可能失去一些市場機會，但長期來看，一定是更健康、更可持續的方式。”王石說。
一直拒絕行賄的萬科雖很難拿到好地，但也因此避免了許多風險。1997年，萬科深圳福景大廈在接近完工時被勒令停工，萬科賬面損失了500萬。有門路的人出謀劃策：如果向一位市領導的女婿開的房地產咨詢公司尋求解決辦法，只需要付出200萬的咨詢費，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但是萬科沒有這么做，堅持要通過正常的途徑解決問題。后來這位市領導因為經濟問題入獄，萬科安然無恙。更重要的是，萬科的這種政商關系處理方式得到的結果是：萬科走上了一條更加注重市場能力的道路，相較于那些依靠政府關系的房地產企業，更有可能成為基業常青的企業。
反觀另一家房地產龍頭企業合生創展，可以明顯看出忽視“復利最優”原則的后果。2002年的合生創展是房地產行業的航空母艦，當時它是中國地產行業規模最大的公司，之后困于政商關系以及經營方式，迅速掉隊，到了2013年銷售額只有200多億，已經跌出了房地產第一陣營。而萬科2005年銷售額100億，2015年達到2627億，10年增長了26倍。
所以，企業在選擇發展戰略時，應該遵循復利最優原則，在一個較長的企業生命周期里，尋找生存與發展的平衡點。
周其仁評說：不怕慢，就怕站。時間的力量非常巨大。對于有機會進入長期復利通道的企業家，要珍惜這個位置。“綁上”一位政府官員，可以得到好處，但是有可能轉瞬間灰飛煙滅，身敗名裂，不過是當了財富保管員，過過手而已。
策略三：專注發展核心競爭力
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決定了企業是否容易陷入不良政商關系，只有核心競爭力強，能創造好業績，為社會提供好的產品和服務的企業，才是真正安全并能走得長遠的企業。相反，如果僅僅靠短期利益的驅動，那么企業卷入不健康的政商關系的機會也較大。
《基業常青》中提到，要成為高瞻遠矚、可以面對巨變、持續發展的公司，就要明確核心理念，樹立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不渝的價值觀，那就是提高企業自身發展、創新能力。以三十年屹立不倒的萬科與聯想為例，其在遠未能看到今日之規模時，便就樹立了正確的價值觀，不是一門心思追求短期利益，而是目光遠大、要做一番事業。這種陽光的、追求核心能力的基因，讓它們更加專注于從內部提高自己，而不是把心思放在外部搞關系上，這反而使得他們在發展中避開了很多危險。
富士康是蘋果等數碼產品的代工廠，企業本身的良好經營為其贏得了政商合作的主動權。各級政府都能看到富士康落戶的巨大價值，這成為富士康處理政商關系的敲門磚。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的盧展工在一次內部講話中說道，“富士康項目僅一期工程建成后，就能吸納18萬人就業，還能使全省的出口額翻一番甚至兩番。”于是，河南省全力爭取富士康落戶河南。
當富士康創始人郭臺銘來到河南考察時，時任河南省省長郭庚茂專程趕到機場迎接。鄭州市政府文件顯示，早在2007年，鄭州市政府就成立了 “富士康科技集團鄭州投資項目協調推進領導小組”，小組由市長趙建才擔任組長，多位副市級干部擔任副組長，各相關部門主要負責人為小組成員。
當富士康在鄭州落戶的協議簽署之后，具體項目開始推進。僅一個月后，富士康在鄭州的第一個項目投產。這個過程被當地媒體稱為“鄭州速度”。“富士康的事情已經不是簡單的招商，而是政治責任，從上到下，鄭州市各局辦各區縣全部都是一把手親自抓，到處亮綠燈。”鄭州某開發區官員強調。這就是業績過硬帶來的優勢。
萬達地產在產品上的創新能力很強，它發明了城市綜合體的萬達廣場模式，其中包括商場、酒店、寫字樓，營造出一個城市商圈，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城市配套和功能的不足，能迅速改變城市的面貌，還可以增加就業和稅收。而且萬達的執行力極強，從拿地到開業只用18個月，滿足了地方官員在任期內看到政績的需要?，F在萬達通過學習迪斯尼樂園，又開創性地推出了將文化、旅游、商業、地產相融合的萬達城模式，這種模式更受地方政府的追捧，因為這種項目不僅對實體經濟有好處，也會成為城市的名片。比如武漢的楚河漢街項目、青島的東方影都項目等都是世界級藝術家的作品、與國際接軌的娛樂項目。這些項目都是省長們親自過問的。
“我為什么一直要搞創新，就是要政府來主動找我。你要是去找它，它牛哄哄的，要是吃拿卡要怎么辦？你是給還是不給？它要是來找你就容易得多。”王健林說，做到別人來請你的時候，就不用行賄了。中國的政府一向非常強勢，民營企業與政府的議價能力很低。但是當政府有求于企業時，情況會發生改變。坊間消息稱，每年來邀請萬達的項目有四、五十個，但是萬達只挑20個，因此萬達有很強的與政府議價的能力，中國很多省會城市的核心地段幾乎都有萬達廣場。一些三四級城市官員把萬達入駐本地城市看作是城市建設取得重大發展的標志。
無論是富士康還是萬達，地方政府主動追捧，主動給予大量的行政資源投入，這樣的政商關系，無疑是安全和穩固的。
做好企業，依靠發展自身能力而獲得與政府的博弈能力。這一點上，在中國有一個商人群體比較突出，那就是浙商。
浙商是指浙江商人群體，這個群體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自力更生的態度。浙商自古以來缺少土地等生產資源，想脫貧就需要自己找出路，這造就了浙江人自力更生、創業致富的基因。浙商信奉商業至上、企業遵循市場規律經營的道理。
這種特點導致了浙商在處理政商關系時有一個思維特征：企業必須有自己可靠的商業模式和市場化經營渠道，在此基礎上可以通過政商關系尋求資源，但不能依靠獲得政府的壟斷資源作為企業支撐。
這種商業發展模式下，浙商群體自身競爭力不斷得到提升。浙江省人均GDP在最近十年全國排名中一直位列前十，2013年這一數值為全國第五位，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浙江民營企業所貢獻。正因為浙商以發展企業自身能力為根本，可以看到，浙商群體中在因為政商關系而落馬的商人比例并不高，即便杭州市長落馬的大案之下，受到牽連的商人也不多。
故此，企業自身擁有創新思維以及知識產權，是企業發展業績的關鍵，也是企業能夠妥善處理好政商關系的前提。
周其仁評說：做人要成為能扛活兒的人，做企業要成為業績好的企業，這樣的人或者企業可以獲得更大的自由，壞事也不太容易找得上門，此之謂“辟邪”。
策略四：識別和滿足政府官員的政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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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政績識別技能
政商合作各取所需。與政府溝通，即是相互理解各自的訴求。作為公權力代理人的政府官員群體最重要的考量指標是政績，正如同企業對員工業績考核依據KPI指標。我們看到，自從1985年中國開始實行GDP考核以后，政績的指向更為簡單直接，那就是GDP增長。GDP的考核直接影響到干部的選拔提升，故此，官員盡力提高當地GDP。
如果企業的作為亦能配合政府、官員完成GDP指標，塑造政績，則會有效達成一種合法安全的政商關系。
實際上，本課題組調研過程中，無論中小企業，還是萬達、格蘭仕這樣的大企業，或微軟這樣的跨國公司，都推崇這一政商溝通、合作思路。綜合調研結果，我們認為，這是目前使用得最為廣泛、投入產出比較高，可持續性強，且風險性最小的一項合作方式。對于這個重要的方式，下面通過一系列案例加以詳細說明。
案例1：2005年，浙江杭州市某經濟開發區開始開發，杭州某通信企業是該區納稅大戶，該企業收到了來自政府方面的“提示”：希望該企業能在這片新區拿地蓋樓，完成政府的招商指標。
該公司董事長迅速理解了政府的意圖，并且主動與政府溝通，了解到政府方面希望該企業完成的“任務”是一百多畝地的開發。該董事長衡量之后，認為企業資金不能承擔一百多畝土地，再次與政府官員溝通、協商，表達了企業的實際困難。之后，政府將一百多畝地分割成了幾塊，分給了不同企業，該通訊企業負責其中一塊地的開發。
拿地之后，該企業修建了辦公大樓，政府在其辦理修建辦公大樓的各種手續時大開綠燈。而開發區也很快完成了開發區的規劃與開發，是一份好看的政績。自2005年之后，該開發區地價一路上漲，企業盈利頗豐。這可謂一個雙贏的官商合作案例。
案例2：微軟政府關系部門對政策方向有敏銳洞察，努力理解政府未來的方向，結合企業自身的優勢，分析做什么樣的事情符合政策取向，達成共贏。
微軟政府關系部門對政績識別的途徑多種多樣，一是注重與政府相關部門的溝通、及時學習熟悉所有相關的政府文件；二是政府關系管理人員或企業高層直接參與政府相關活動。如微軟中國公司高層領導擔任多省市的國際經濟顧問,微軟亞太研發集團的傳播及公共事務負責人同時是微軟（中國）的工會主席和海淀區人大代表，原微軟亞太研發集團主席張亞勤博士曾作為列席代表出席兩會，微軟還給兩會做過云計算的提案；三是利用企業自身的行業地位和信息資源為政府提供決策咨詢和建議。微軟曾應邀赴中宣部給司廳級以上官員講過21世紀互聯網技術如何改變了輿論的傳播。
微軟認,企業的政府關系不應是建立在急功近利基礎之上的短線關系，而應在企業的運營理念、核心目標與政府的議程、節奏和目標之間找到契合點。因而，微軟認為政府關系不是與政府某一個部門拉近關系，而是要致力于理解政府部門的目標，發掘其與企業自身目標的共通可結合之處，作為負責任的企業公民貢獻回饋社會、建立社會影響力。
以微軟創投加速器為例，微軟的政績識別流程與結果如下：
為了做到從個人到企業關系的構建企業應該在策略層面建立相關的業務流程、組建具體的執行部門，通過協同工作，將戰略規劃部、法務部及政府事務及公共關系部等相關部門加以整合，經過科學及審慎的日常信息及數據梳理，提出應對方案。
企業經營者應將政府關系和公共關系視作戰略性而非事務性的部門，他們應成為最高層經營決策團隊的一部分。
在與政府人員的溝通上，微軟公司對員工有嚴格的指導和規范，商務宴請和禮尚往來都有嚴格的標準。請政府官員吃喝、唱歌、旅游、送禮等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拉關系”方式，其有如下風險：首先，這樣的做法涉及利益沖突，不可持續，對雙方都沒有益處；二是依靠這類方式建立起的更多是基于個人的關系，一旦企業員工或官員職位變動，并不一定能繼續留存為企業資產；三是所有的政府官員也都是日程繁忙，企業政府事務人員需要提升專業素養，在更對等的層面展開對話和溝通，對雙方都有貢獻和價值的工作才會使關系更為持久。
與此相對，減少低價值溝通的益處是，始終確保企業的行為是經得起推敲和時間考驗。更多依靠政績識別和順勢而為的政府關系管理方式，一方面可能有助于政府達成政績目標，另一方面也達成了企業目標，是雙贏結果。
案例3：中國美國商會在接受課題組訪談時介紹，商會的其中一項重點工作是不斷的和政府保持溝通，了解政府的工作重點，從而思考如何把商會的工作重點和政府契合，把會員企業的能力用在幫助政府上，從而使自己的訴求在關鍵的政策制定過程中得到反映。
例如環保方面，外資企業關心污染管理方面的監管政策。通過交流，商會了解到環保部對國外如何制訂PM2.5的標準和控制有希望詳細了解的訴求，商會就把相應國家跟大氣相關的法規和機構都介紹給環保部。通過這種良性互動，政府部門在修訂新政策、考慮行業問題時就能主動接觸商會，形成良性互動。
上述外國商會也將自己的影響力運用在市場開放以及法律法規上的改善。例如某行業在標簽要求變化后，該政策未能給出一個過渡期。而許多企業的庫存還有很多原來的包裝，于是商會向政府致函申請一個較長的過渡期來消化庫存。通過溝通政府同意了這一請求。還有些情況下，商會通過前期溝通了解到政策的起草計劃，就會讓企業將相關的建議提前與政府進行溝通，以此避免政策執行中的問題和困難。
我們可以看到，政績識別能夠幫助政商達成合作一致的關系，有利于企業的生存發展。這成為一部分企業構建政商關系的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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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淡出的長遠趨勢下，看到其他政績需求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公開資料顯示，這一高層指導方針下，截至2014年9月，中國超過70個縣市取消GDP考核，以環境和民生的考核導向取而代之。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對限制開發區域和生態脆弱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取消地區生產總值考核。對此，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在“城市中國計劃2013年度論壇”上表示，這意味著全國將有1000多個縣和縣級市將取消生產總值（GDP）考核。
變化已經開始發生，企業未來關注政績時需要關注更多的指標，如環保、社會責任等。比如，中國的很多公益活動都帶有非常濃厚的官方色彩，政府常常成為公益活動的發起方，公益活動、慈善事業的發展是未來可能重視的政績項目，民營企業參與此類公益活動，是其幫助政府完成政績的新途徑之一。
在此層面上，我們提倡企業應該肩負社會責任。包括設立慈善基金，支持教育、體育、衛生、扶貧和環保事業等。
與政府一起，參與推動社會發展的項目，是一項當前條件下維持政商關系長久發展的重要手段，可以與政府建立良好互動，規避風險。在GDP指揮棒可能變化的趨勢下，要識別出政府對于公益事業，公共事業的需求，并且制定好配合的節奏與途徑。
周其仁評說：再糟糕的環境，也給良好的行為留有空間，你可以做出選擇。
策略五：建立法人與法人之間的關系
政商關系包含兩種含義，過去通常指作為個體的官員與企業家之間的私人關系，或曰官商關系?，F在也指政府與企業法人之間的公共關系，或曰政企關系。我們認為，第一種關系風險性更高，而第二種關系相對安全，我們提倡以第二種關系逐漸替代第一種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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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對待機構間的“人情關系”
中國是人情社會，逢年過節送禮物、吃飯喝茶、迎來送往非常普遍。但在政商關系問題上，企業家與官員之間的人情往來正在逐漸淡化。
中國美國商會認為，處于中國這個人情社會，的確不能完全不講人情。但從企業的業務來說，人情主要是讓政府更加了解公司的業務，對中國或當地發展的貢獻程度，同時也讓企業了解政府，了解和配合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劃，以制定相應的企業規劃。
我們視野所及可以看見，商業中的人情，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制度與規范。個人的因素將會逐漸減少，企業與政府作為兩個主體之間的交往逐漸會取而代之。
盡管“人情”在東亞社會，尤其華人社會有強大文化土壤，但若將視野投向大中華區經濟更為發達地區，卻能發現，“人情”的政商維護價值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也會逐漸淡化。
在香港，商人不必、也不樂意請政府官員吃飯。首先，“請吃飯”這件事，對商人沒好處——“那些試圖通過與政府官員處好關系從而獲取便利的生意人，往往面臨名聲掃地的風險”，對政府官員也有風險：擔心與商人過從甚密會給自己招致不廉潔的污名，乃至法律風險——在香港特區政府網站上，有兩個以儆效尤的案例：一位高級公務員因要求政府項目承包商雇傭其家人而被罰款60萬元；另一位產業署要員則因將物業管理合約批給其親屬擁有權益的公司而被判刑兩年半。
人情維護是一個過渡，不必談之色變，也不必避之不及，但應看到，從人與人的關系維護到機構間關系建立，是未來政商關系的發展方向，企業應該視其發展階段，做好準備。而發展到一定規模的企業建立相關政府公關部門，及早建立政府公關策略，是企業當下便能進行的務實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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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法人間公共關系的優勢
綠地集團張玉良認為，政治太危險，在和官員打交道時，他堅持“跟組織而不是跟個人”的原則。“不要跟某個人(官員)搞得太近，”張說，“風險太大。(他出了事)，人家認為你是他圈子里的，關三天再說，因為要找線索。其實跟你沒任何關系，但你的形象給搞壞了。”張自稱尚未被找過線索，“做事業我跟他們(官員)有共同的目標，是朋友；跟他們個人沒有什么，清清白白”。
如果商人將自己與單個官員綁在一起，雖然可能規避了市場中的政策風險，但同時也給自己增加了另外一種風險：政治權利斗爭中的風險。一旦這位官員倒臺，商人也隨之成為政治利益的犧牲品。在前鐵道部長劉志軍一案中，商人丁書苗與劉志軍利益捆綁緊密，丁書苗認識劉志軍后，中標高鐵項目，短短幾年家產過億元，但最終卻落得判刑、罰沒財產等下場。
政府關系應成為企業資產的一部分，具體而言，企業與政府溝通的方式、能力或領域都不應基于個人關系，或者說，政府關系管理者應將其個人關系轉化為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
為了做到從個人到企業關系的構建，企業應該建立相關的業務流程、組建相關的執行部門，通過流程再造，將戰略規劃部、法務部及政府事務及公關部等相關業務加以整合，經過科學及審慎的日常信息及數據梳理，提出應對方案。
在此方面，微軟的建議是：如果一家中國民營企業致力于長遠發展，必須設立政府關系部門，或者有政府關系管理的意識，不要僅僅著眼于短期銷售，而是更好地融入當地，了解政府需要什么，使得企業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相契合。最重要的就是溝通，企業把要做的事情告訴政府，了解政府要做什么，然后在這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企業經營者應找到可充分信任的人做政府關系管理，并且將政府關系和公共關系視作戰略性而非事務性的部門，它們應成為最高層經營者決策的一部分。
沃爾沃集團中國區前總裁陳然峰對外資企業政府公關部的責任界定也值得企業借鑒，他認為該部門的職能應該包括：1、了解政府的需求與規劃，具體通過與行業協會溝通、從媒體和相關報告中找到資料進行研究；2、努力讓政府了解這個企業是愿意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積極貢獻的企業。如通過媒體報道企業的慈善以及企業公民等活動，參加行業協會主辦的論壇，通過發言進行宣傳，公司全球總裁到中國與高層會晤時要說明公司對中國的貢獻。3、出現了需要危機公關的情況時，需要與中國政府溝通立場，可以通過商會組織，以及主管部門等。
策略六：從企業個體走向行業行動
本次課題組調查中，來自某外國商會的資料顯示，重視商會作用是許多外資企業文化的一部分。他們認為，單獨一家公司力量有限，和政府去溝通代表性也不夠，政府不一定買賬。萬一有風險，商會這棵“大樹”還能給公司提供一定的保護。我們認為，企業在政商關系博弈中，應該逐漸從企業個體行動走向行業組織行動，在企業個體力量有限的情況下，借助行業組織的幫助，與政府方面達成對話效率更高，風險更低，效果也更可靠。
以上策略，在諸多外國企業在華商會的實踐中，已經得到長久驗證。而從外國商會的發展規模，也能看出在華外資企業對行業組織的看重。例如，中國美國商會有1000多家企業會員和3500多個人會員，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設立了若干分會。同時，商會根據會員公司的需要設立多個行業論壇或委員會，其多數活動是通過這些行業的論壇和委員會進行，組織有序，分工明確，以確保會員的訴求得以關注。商會的宗旨是在政府和企業間進行溝通、高效率地維護與政府的關系?？梢哉f，中國美國商會是企業和政府間的橋梁。各會員企業也會安排專人參與商會的活動，因為多數活動就是他們自己的活動。
該商會對本課題組介紹，每一年，中國美國商會都會出版年度的《商務白皮書》，此報告由會員撰寫，商會編輯。
中國美國商會負責人還與各部委及地方官員定期會晤，并就一些行業問題舉辦政企研討會。此外，商會還組織會員企業參與投洽會等政府舉辦的大型商貿活動，為政府的立法、修法建言獻策，積極塑造商會會員的社會影響力。
借助商會這種制度化的政府關系管理方式，可以減少單個企業與政府對話的成本和風險，增加企業的話語權。在商會介入情況下，很多時候，由于商會的代表性，商會的負責人可以會晤到政府相關機構高級別的負責人。之后商會執行機構再和政府下屬官員推進具體執行細節。此時，因為有“領導間”的溝通，執行官員就會比較重視和樂意提供幫助，因為上級溝通過了，下屬不辦就會有一定壓力。
在國內，浙商群體是比較重視商會的。最近幾年的產業升級大背景下，很多浙商對宏觀環境與政策的把握，需要更多信息，特別是來自上層的信息。他們希望從宏觀層面對現有的商業模式和盈利模式進行判斷。在浙江，通過各種商會的作用，這種信息化的合作已經逐漸規則化。
許多浙江地方的商會會長或者著名企業家，致力于將此類政商關系進行“規則化”的發展。在嘉興市海鹽縣總商會會長、浙江海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方光明的大力推動下，2013年12月，一個特殊的“政企對話”會議在該縣召開了，參與者是該縣各企業家代表，涉及范圍較大，而參與的政府方是海鹽縣環保局。在此之前，環保局已經否決企業較大項目10個，否決金額達10.5億元，關閉多家污染企業，并且正在推進企業污水入網工程。而企業所關心的是，如何在這次嚴格的環保整治過程中與政府保持一致，既參與整治，配合政府工作，還不被上綱上線，維持企業業務的持續發展。在這次政企對話中，環保局方面對企業明確了下一步的政府工作重點，企業也表示可以配合政府的工作，雙方達成了很好的溝通。
方光明介紹，在這個公開溝通的過程中，企業家提出自己的意見，形成行業的共同訴求，獲取政府的支持。一些企業呼聲較高的訴求，比如希望環保部門對企業進行經常性的技術服務指導，在本次會議上被提出，并且得到環保局的認可。一位企業家說，這在過去，動用私人關系才可能得到這樣的服務指導。而通過商會組織，企業可以直接向環保局提出要求。并且得到支持。
商會發揮價值，還不僅是在企業具體經營中幫助提升政府溝通，商會還是重要的行業游說力量，關鍵時刻，可以從更高層面給企業或企業家提供庇護。
在西方，企業通過中介或成熟的政府關系代理機構來完成游說。美國政商關系研究專家默里·L.韋登鮑姆把企業對政府政策調整的反應分為三類，即消極反應、積極預期和公共政策塑造。所謂消極反應是指對于政府政策的調整，企業只是重新安排自己的經營活動以適應新的要求；所謂積極預期是指企業經理們運用其計劃能力去預測新的政策動向并事先做出相應的調整；而公共政策塑造是指企業通過在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扮演一個更活躍的角色來影響政府對企業的干預。
在國內，盡管企業組織游說影響力還不夠大，但很多具有遠見的企業家已經認識到其重要性，并在不斷呼吁和推動。
策略七：走出去
有一些企業參與不良政商關系是不得已而為之。 既然當地環境與風氣本來如此，而企業又無力對抗，那企業家往往就只能為了生存而隨波逐流。
一些企業家采取“走出去”的辦法尋求突破。 曾經盛極一時的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已在香港上市，其創業老總潘寧談及香港與內地經營環境差別時說：“在香港不需要結識官員，百分之百時間可用于市場和業務，回到內地，你非應酬不可”。馮侖到了美國開辦企業之后的感嘆是：“到了美國，游戲規則就會不同”。
優秀的企業總會不斷騰挪，提前為自己尋找更優的生存環境。
浙江開山集團是全球最大的鑿巖機制造商、中國最大的空氣壓縮機制造商、中國最大的鉆鑿設備制造商，其創始人兼董事長曹克堅為《福布斯》“2014年中國富豪榜”第149位， 個人財富值79.6億元。這位企業家同時是全國人大代表、衢州市政協常委，擔任著浙江省企業家協會副會長、上海浙江商會副會長等職位。他處理政商關系的訣竅就是：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里，走出去。“如果我把企業都留在小地方那是玩不轉的。因為你一旦把雞蛋都放到一個籃子里，這里不會珍惜你，你拿出很多雞蛋放到其他籃子里，那么這個籃子要惹你之前會想想后果。”曹克堅如此解釋。
開山集團2004年從衢州進軍上海。陸續把企業的研發中心和核心制造都設置到上海，現在在上海臨港工業區納稅排名第八位。對于從衢州走到上海這一步，曹克堅說：
“一個人在當地成長起來，和大家的起步是一樣的，所以你在當地就像小孩一樣，人家看到你犯的所有錯：飯吃到地上、尿拉到床上。當你成為企業家，人們也會帶著過去的眼光來看待你，你略微高調，那多少人嫉恨你，他怎么會對你相敬如賓？而到了外地則不同，當地只知道你是一位財富擁有者，帶著資本來做事情”。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江蘇企業家告訴課題組，一家企業如果留在當地，當地的各個政府部門都會來“伸手要錢”。這些部門可能是當初為企業鋪設過門前道路的，也可能是為企業成立蓋過紅頭文件的，它們都認為企業發展壯大有自己莫大的功勞，所以，“這些錢不給都不行”。最終，這家江蘇企業在2008年將總部遷到了上海。
不是所有的企業都能一步到位搬到上?；蛘吆Ｍ飧幏兜氖袌?，但在企業能力所及的范圍內，仍然有更優的經營環境可以尋覓：鄉級的企業可以到縣，縣里開辦的企業可以到市……一般市級的企業則可以到大城市。目前眾多國內大企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扎堆，原因之一是那些地方的游戲規則更為透明和健康。
對于民企來說，政商關系的另一種騰挪辦法是上市。
公開數據顯示，目前民營企業的上市公司超過1000家，在全部上市公司中占比超過50%。具體看，在主板的上市公司中，民營企業占比為30.06%，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中，民營企業占比76.18%，創業板上市公司中，民營企業占比95.92%。
企業一旦上市，就脫離了原本的發源地成為公眾公司，在處理政商關系上也較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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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外擴張發展
華為的發展就是一部走出去的發展歷史，這家創立于1987年的公司在成立后十余年內均在國內發展，在1998年時，該企業的主要銷售還來自中國的農村和城市，但是，此后華為開始尋求國際化的發展，眾所周知，除了商業因素，這其中也有尋找最佳研發和創業環境等原因。
自2001年開始，華為在印度、瑞典、美國、英國……相繼設立研發基地，華為還加入國際電信聯盟、聯合國世界寬帶委員會。2013年，華為65%的營業收入來源于海外，外籍員工占比達19.4%，海外員工本地化比例為69%。按照聯合國同口徑的標準，華為已經毫無疑問成為一家國際公司。這不僅是發展的需要，而且在另一個方面來說也保證了企業的安全。
對很多互聯網公司來說，選擇在海外上市，除了海外上市融資環境更好，還有一個原因是，國內上市的灰色投入很多，這不是互聯網公司所擅長的。在海外上市，從源頭上規避掉了政商關系的某些高風險陷阱。
周其仁評說：農業社會吃虧的就是故土難離，而人在屋檐下，就不能不低頭。工商業文明下，走出去、換個屋檐就可以抬起頭來。中國這么大，政商關系發展一定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政商關系一定更好，你可以到這些相對凈土去，這也是大國的優勢吧。
結 語
世界在變，規則在變；變局求存，當靠自強。如何評價和預測當前反腐行動的走向，如何理解中國政商關系的來龍去脈，如何促進政商關系健康發展，是社會各界共同關心的問題，不論官員、商人、學者和社會輿論，或法律人、經濟學人和新聞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立場、角度和主張。我們給出的意見，是在給定的法律和政策約束下，企業家如何趨利避害、穩健前行的策略，而不是對企業家可控范圍以外因素的評判和建議。
中國的營商環境在不斷地改，而且趨勢無疑是越來越從短視、粗放、任性和隱秘，走向遠視、規范、文明和透明。企業家如果不看清這個趨勢，不提前適應這個趨勢，而還只是停留在對反腐行動的僥幸揣測，或對現行政策法規種種漏洞或弊端的自怨自艾，顯然無助于企業家個體在史無前例的反腐浪潮中安全通過，更無助于企業家搭上中國經濟持續發展這趟時代快車并分享未來收益，更毋寧說幫助企業擁有者在創造財富的同時更成為一名得到社會普遍尊重的企業家。
以此為出發點，我們分析、歸納并論述了七點建議：理解底線、堅守“復利最優”策略、重視培養核心競爭能力、識別和滿足政府官員政績需求、建立法人間的公共關系、從企業個體走向行業行動，以及敢于走向更規范的政商環境去某發展。
企業家往往是最善于創造的一群人，他們不僅滿足了需求、創造了財富，而且增進了公共利益；但只有時刻認清底線，在各種充滿誘惑的漩渦中學會如何正確處理政商關系，才能夠做到問心無愧、平平安安、基業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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